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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曼帝国的衰亡:一战中东,1914—1920(出书版)在线阅读奥斯曼帝奥斯曼帝国恩维尔 分类:

时间:2018-09-27 14:23 /古典言情 / 编辑:寇准
经典小说《奥斯曼帝国的衰亡:一战中东,1914—1920(出书版)》由尤金·罗根/译者:王阳阳最新写的一本古典言情类型的小说,本小说的主角奥斯曼帝,奥斯曼帝国,恩维尔,文中的爱情故事凄美而纯洁,文笔极佳,实力推荐。小说精彩段落试读:与土耳其人交战最激烈的是保加利亚人

奥斯曼帝国的衰亡:一战中东,1914—1920(出书版)

推荐指数:10分

作品字数:约32.2万字

预计时间:约5天零2小时读完

《奥斯曼帝国的衰亡:一战中东,1914—1920(出书版)》在线阅读

《奥斯曼帝国的衰亡:一战中东,1914—1920(出书版)》试读

与土耳其人交战最激烈的是保加利亚人。后者分别在10月24日与11月2日成功突破奥斯曼军在克尔克拉雷利和吕莱布尔加兹的第一、二道防线,直逼距伊斯坦布尔仅40英里的萨塔勒卡(Çatalca)。1912年12月初,奥斯曼政府“高门”呼吁停火,这时驻守埃迪尔内(旧称阿德里安堡,今在土耳其境内,邻近希腊和保加利亚)的奥斯曼士兵已深陷重围。将利比亚割让给意大利不到两个月,奥斯曼军便全线溃败,丧失欧洲的最后几个行省看来已成定局。

自由派人士卡米勒帕夏是当时奥斯曼政府的首相。联合派和自由派人士长久以来视彼此为劲敌,卡米勒帕夏还蓄意将联合派排挤在其内阁之外。自由派人士主张用和平的方式防止未来进一步丧失领土,同时避免伊斯坦布尔受到威胁。而另一边的联合派则号召发起新一轮战争,以此收复奥斯曼帝国的重要领土—从埃迪尔内开始。联合派抨击奥斯曼政府作战不利,卡米勒帕夏便下令取缔其各个支部,关停他们的报纸,并逮捕了一批联合派领导人。

恩维尔从抵御意军的利比亚前线回到伊斯坦布尔后,便被卷入了这些军事和政治的紧张局势之中。在1912年12月末,他写道:“我发现四周充满了敌意。表面上,包括战争大臣在内的整个内阁都对我很友善,但我知道他们派了特务跟踪我。”他数次去萨塔勒卡前线查看,并认定战事对奥斯曼军比对保加利亚军更为有利。不出所料,恩维尔公开支持继续战斗。“如果内阁不做任何努力就把埃迪尔内拱手送人,我就退出军队,公开呼吁战争,到时我不知道—或者不想说出—我将会做出什么。”[24]

恩维尔确信卡米勒帕夏即将同意签署和约,把埃迪尔内割与外国统治。因此,他决定采取极端行动。1913年1月23日,10名武装谋反者越过伊斯坦布尔的石子路向“高门”飞驰而去。在他们冲进内阁会议室的同时,恩维尔及其部下与大维齐尔的守卫交火,导致包括战争大臣纳齐姆帕夏在内的4人被杀。随后恩维尔用手枪指着卡米勒帕夏的头,要求这位大维齐尔提出辞职。恩维尔事后透露:“这一切都发生在15分钟内。”紧接着,他前往苏丹的宫殿汇报行动,并要求苏丹重新任命一位大维齐尔。穆罕默德五世任命一位曾任将军的资深政治家—迈哈穆德·瑟弗科特帕夏(Mahmud Şevket Pasha)负责组成统一政府。在臭名昭著的“突袭高门”事件发生短短4小时后,新内阁便已成立,受命恢复奥斯曼帝国被战争摧毁的政治秩序。[25]

虽然联合派领导政变推翻了卡米勒帕夏及其政府,却仍未能借机掌握政权。迈哈穆德·瑟弗科特帕夏虽然与他们有所共识,但他本人并不是该委员会的成员。在经历了最近的党派之争与军事灾难后,这位新任大维齐尔希望建立一个无党派联盟来保证稳定与团结。只有三名联合派成员进入内阁,且三人均为温和派。未来叱咤奥斯曼帝国的执政三巨头—塔拉特、恩维尔和杰马勒—此时仍然未能进入中央政府。杰马勒接任伊斯坦布尔的军事总督,塔拉特留任联合与进步委员会秘书长,而恩维尔则上了战场。

战争重新打响后,形势对奥斯曼帝国益发不利。1913年2月,战争双方在未达成一致的情况下终止了停火协议。随着诸多主要城市陷入围困,且迟迟不见补给和援军,奥斯曼军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在欧洲的最后一片土地一点点地落入野心勃勃的巴尔干诸国之手。3月6日,希腊人占领了马其顿小镇加尼纳(Janina,今希腊的约阿尼纳)。黑山攻陷了伊斯科得拉(Işkodra,今阿尔巴尼亚的斯库台)。然而最惨痛的打击,莫过于保加利亚军切断了埃迪尔内的粮食补给,致使守城的奥斯曼士兵最终于3月28日缴械投降。那一刻对整个奥斯曼帝国来说,都是一场深刻的国家危机。

埃迪尔内沦陷后,迈哈穆德·瑟弗科特帕夏立刻宣布停战。5月末,奥斯曼帝国和巴尔干诸国间的谈判在伦敦重新开启。1913年5月30日,双方在英国调解下签署了全面和平条约。在这份《伦敦和约》中,奥斯曼政府割让了6万平方英里的土地,丢失将近400万居民。自此,除以米德耶—厄内兹线(Midye-Enez Line)为界的一小片色雷斯东部土地作为伊斯坦布尔腹地仍得以保留外,奥斯曼帝国丧失了其他所有欧洲领土。就这样,意土战争以奥斯曼帝国的彻底失败而告终。

失去阿尔巴尼亚、马其顿和色雷斯要比损失利比亚严重得多。5个世纪前,奥斯曼帝国从拜占庭手中夺得这些欧洲领土,自此它们便一直是帝国的经济和行政中心,是整个帝国最繁荣发达的省份。失去这些领土上缴的收入,加上第一次巴尔干战争的高昂军费,奥斯曼帝国的财政受到了沉重打击。成千上万的难民需要安置,疾病亦在肮脏的军营中肆虐开来。除此之外,先前的两次战败已使奥斯曼帝国遭受了人力与财力的双重损耗,重整军队之所需对奥斯曼政府来说亦是笔骇人的开销。

或许奥斯曼帝国面对的最大问题是公众士气的低落。败给欧洲相对年轻的国家意大利已是一个打击,而输给曾经隶属于帝国的小小巴尔干诸国,却是奥斯曼军队与民众都不能接受的。一位名叫约瑟夫·阿克丘拉(Yusuf Akçura)的青年土耳其党知识分子这样写道:“保加利亚人、塞尔维亚人和希腊人—五百年来的臣民,我们从来没放在眼里,如今却打垮了我们。这个现实,这个我们即使做梦也没有料到的既成事实,会让我们睁开双眼……如果我们还未完全死去的话。”在整个19世纪,对奥斯曼表示悲观的欧洲人给其贴上了“欧洲病夫”的标签。在输掉第一次巴尔干战争后,即使是最乐观的青年土耳其党人也无法改变这位“病夫”的末日命运了。[26]

战败使伊斯坦布尔的政坛开始分化。1913年1月联合派针对卡米勒帕夏发起的那场政变之所以合理,是因为那是防止埃迪尔内陷落的不得已之举。现在既然埃迪尔内已经失守,自由派人士便决心与联合派清算旧账,将其逐出政界。联合派领导人之一,伊斯坦布尔军事总督杰马勒派遣特务监视任何他怀疑正在阴谋推翻(无党派)政府的人。尽管杰马勒竭尽全力,却仍然没能保护大维齐尔。6月11日,即在签署了割让埃迪尔内的《伦敦和约》后不久,迈哈穆德·瑟弗科特帕夏就在“高门”外遇刺身亡。

联合派将大维齐尔遇刺引发的骚乱转变成了他们在政治上的优势。杰马勒开始肃清异党,自此自由派人士一蹶不振。数十人被逮捕,12名领导人经过走过场的庭审便在6月24日被处决。一批逃亡海外的反对派高官被缺席判处死刑,还有数十人遭到流放。消灭了自由派反对人士后,他们立刻掌握了大权。自1908年革命以来,青年土耳其党人一直选择不直接参政。最终,他们在1913年决定还是得自己来。

1913年6月,苏丹邀请联合派暨埃及皇室成员赛义德·哈利姆帕夏重组政府。几位最具影响力的青年土耳其党人进入其内阁,首次成为国家领导人。恩维尔、塔拉特和杰马勒都被晋升为“帕夏”,成为文职官员与军队最高领导。塔拉特帕夏当选内政大臣;恩维尔帕夏成为军队中最具号召力的将军,并于1914年1月当选战争大臣;而杰马勒帕夏仍继续担任伊斯坦布尔总督。1913年后,他们三人将成为奥斯曼帝国的执政三巨头,比苏丹抑或大维齐尔(奥斯曼帝国首相)更有权力。

1913年7月,由联合派领导的政府成功收复埃迪尔内。此后,联合与进步委员会便在帝国政界所向无敌。这实际上是拜保加利亚在巴尔干的对手所赐。在赢得第一次巴尔干战争后,欧洲列强承认阿尔巴尼亚独立,使巴尔干列国之间原本就含糊不清的战利品分配更为混乱。奥地利和意大利尤其支持阿尔巴尼亚独立。他们的目的是让阿尔巴尼亚成为一个缓冲地带,遏制塞尔维亚,防止其发展为亚德里亚海滨的新兴强国。欧洲列强迫使塞尔维亚和黑山撤出它们在第一次巴尔干战争中赢得的阿尔巴尼亚土地。塞尔维亚人对丧失阿尔巴尼亚的土地非常沮丧,遂把矛头转向了被保加利亚与希腊控制的马其顿领土。保加利亚认为自己在对抗土耳其军队的战役中贡献最大,因此拒绝把任何领土割让给塞尔维亚,并谢绝了俄国提出的斡旋。1913年6月29日至30日,保加利亚夜袭塞尔维亚和希腊军队在马其顿的据点,由此引发了第二次巴尔干战争。

保加利亚发现现在所有的巴尔干邻居都与自己为敌:罗马尼亚、黑山、希腊和塞尔维亚结成了同盟。由于战线过长,保加利亚被迫从奥斯曼前线调回军队,以制止希腊和塞尔维亚取得进一步胜利。这正是恩维尔长久以来所期盼的机遇—但他仍然遭到了赛义德·哈利姆帕夏政府的反对,他们生怕进一步的军事行动会给奥斯曼帝国带来灭顶之灾。恩维尔写道:“如果那些当政者没有下令作战的胆量,我就自行动手。”最后,恩维尔终于接到了作战命令,他率领一支骑兵和步兵团越过了不久前划定的边界,向埃迪尔内进发。[27]

7月8日,当奥斯曼军队抵达埃迪尔内时,他们遭遇到保加利亚驻军的火力攻击。恩维尔按兵不动,直到保加利亚军队被说服撤出该城市,他才在第二天进入城内,期间没有遭到任何抵抗。他一边派出一支骑兵分队追赶撤退中的保加利亚军,一边在这座被战争摧毁的城市中巩固奥斯曼军的据点。目睹城中百姓遭受的灾难,奥斯曼士兵们解放埃迪尔内的喜悦也淡了不少。恩维尔如此描述眼前的惨剧:“可怜的土耳其人蹲坐在他们已被夷为平地的房屋上,老人遍体鳞伤,孤儿靠着政府的资助过活。每走一步就有千千万万的暴行映入我的眼帘。”[28]

7月,奥斯曼军趁保加利亚败于巴尔干邻国之际,收复了色雷斯东部的大部分领土。8月10日,保加利亚请和,奥斯曼军也因此确保对埃迪尔内与色雷斯东部地区的控制权。恩维尔再次受到褒奖;这位“自由战士”现在被称作“埃迪尔内解放者”了。奥斯曼举国上下均为此次胜利欢欣鼓舞。遭受了一次又一次屈辱的失败后赢得的这场胜利,使联合与进步委员会受到了奥斯曼民众前所未有的爱戴。恩维尔这次突破受到整个穆斯林世界的赞许,他为此感到非常自豪。在写给德国友人汉斯·胡曼的信中他承认:“我高兴得像个孩子,因为只有我一人能在一夜之间闯入埃迪尔内。”[29]

由于受到战争与政治骚乱的双重打击,青年土耳其党领导的政府已无法兑现1908年革命时的自由主义理想。联合派回应外部威胁与内部挑战的方法,就是加紧控制奥斯曼帝国仍存在争议的行省。为防止国家分裂,联合派采取了一系列更为有效的中央集权政策,推行一些不得人心的法律,例如将对所有行省采取无区别的征税与征兵办法,且所有奥斯曼国民都将被迫使用土耳其语与政府打交道。

这些中央集权手段针对的是阿拉伯行省,以免这些行省出现民族主义分裂运动,防止阿拉伯人效仿巴尔干各国那样寻求独立。1909年后,奥斯曼土耳其语在大叙利亚地区与伊拉克的学校、法庭和政府办公室中逐渐取代了阿拉伯语。土耳其人占据高层政府职位,而阿拉伯公务员只获得一些底层工作。不出所料,这些受人诟病的措施令许多忠诚的阿拉伯子民对国家在青年土耳其党革命之后的转变很心寒。于是,他们成立了民间团体来反对“土耳其化”。这些阿拉伯人仍称不上民族主义者,战前“阿拉伯民族主义”社团仍在奥斯曼帝国的框架内呼吁更多的阿拉伯文化和政治权利。然而,在一战过程中,他们当中有越来越多的激进分子开始期望实现完全独立。

阿拉伯民族主义团体分布在伊斯坦布尔和阿拉伯各行省中。奥斯曼议会中的阿拉伯成员在诸多民间组织中均扮演着重要角色,例如,伊斯坦布尔的“阿拉伯—奥斯曼兄弟协会”,以及讨论公众关心的文化问题的“文化俱乐部”。众多改革团体在贝鲁特与巴士拉成立,而“国家科学俱乐部”则位于巴格达。这些组织在奥斯曼当局知情的前提下公开会面,并接受秘密警察的全面监督。[30]

其中两个最有影响力的阿拉伯主义团体并不受制于奥斯曼政府与警察。“青年阿拉伯协会”,亦称“法塔特”(来自其阿拉伯名Jam`iyya al-`Arabiyya al-Fatat),于1909年由一批叙利亚穆斯林在巴黎创立。“法塔特”的宗旨是效仿哈布斯堡奥匈帝国,将现有的奥斯曼帝国重构成一个土耳其—阿拉伯双民族国家,让阿拉伯人能在这个国家里获得平等。该协会创始人之一—陶菲克·纳图尔(Tawfiq al-Natur)回忆道:“我们阿拉伯人想要的,只是在奥斯曼帝国中与土耳其人获得同等的权力,承担相应的责任,并把帝国塑造成一个由两个伟大民族—土耳其人与阿拉伯人—共有的国家。”[31]

1912年,一批志同道合的叙利亚移民在开罗成立了“奥斯曼反中央集权党”(Ottoman Decentralization Party)。这群开罗的阿拉伯主义者直截了当地拒斥青年土耳其党人的中央集权政策,辩称像奥斯曼帝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只能用行省自治的联邦体系管理,参考瑞士那种政府权力下放与各州自治的模式,但不同的是他们拥护在奥斯曼苏丹统治下的各民族团结,并在主张保留各行省当地语言的同时,也倡导使用土耳其语。

阿拉伯民族主义团体的日益壮大令联合派忧心忡忡。因之前的分散管理已经导致了数次巴尔干战争,青年土耳其党人已不愿再理会诸如权力下放或二元君主制这样的要求了。1913年2月,贝鲁特革命协会发表了一份呼吁行政权力下放的宣言,奥斯曼当局随即将其取缔。1913年4月8日,警察关停了贝鲁特革命协会的办公室,并命令该组织自行解散。一些有影响力的协会成员便发起了一场全市范围的罢工,并组织向大维齐尔请愿,抗议关停协会的做法。数名协会成员因煽动罢工被捕。贝鲁特由此进入了为期一周充满张力的政治危机时期。罢工一直持续到被捕成员获得释放才停止,但贝鲁特革命协会办公室的大门从此再未开启,协会成员只得秘密会面,阿拉伯民族主义团体活动也自此转入地下。

面对奥斯曼当局日益严重的压迫,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将他们的事业转向了国际社会。巴黎的“法塔特”成员决意在法国首都召开会议,充分享受免受奥斯曼当局镇压的议政自由,并为他们的诉求寻求国际支持。分布在奥斯曼帝国、埃及、欧洲以及美洲的各个阿拉伯民族主义团体都接到了出席邀请。尽管奥斯曼驻法国大使竭尽全力阻止会议召开,但仍有来自帝国阿拉伯行省的23名代表—11名穆斯林,11名基督教徒,以及1名犹太人—成功抵达巴黎,参加了于1913年6月18日举行的首届阿拉伯代表大会。

作为土生土长的巴格达人,陶菲格·苏瓦伊迪是参加此次阿拉伯代表大会仅有的两位伊拉克代表之一(苏瓦伊迪的朋友—犹太人代表苏莱曼·安巴尔也同样来自伊拉克)。其他所有与会代表都来自大叙利亚地区。苏瓦伊迪最近才加入阿拉伯民族主义政治运动。他之后回想道:“尽管我对自己的阿拉伯身份可能还不甚明了,但我清楚自己是一个阿拉伯的奥斯曼穆斯林。”苏瓦伊迪精通土耳其语,在赴巴黎从事法律研究之前,已于1912年在伊斯坦布尔获得了法律学位。身处巴黎期间,他遇到了一群后来对他的政治观点产生“极大影响”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随后,他加入了“法塔特”,并在首次阿拉伯代表大会的组织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32]

苏瓦伊迪说:“首届阿拉伯代表大会最后成了三个不同派别间激烈争吵的舞台。”首先,是寻求与奥斯曼帝国的土耳其臣民同等权利的“穆斯林阿拉伯青年党”,然后是“对土耳其人咬牙切齿”的阿拉伯基督徒。最后一个,被苏瓦伊迪称为“无法选择忠于土耳其人还是阿拉伯人”的机会主义者,是哪一边能更好实现自己的物质追求就倒向哪一边的“墙头草”。

在为期6天的会议期间,大会就十项决议达成了一致,这些决议构成了与会代表的改革方案框架。他们要求奥斯曼帝国通过权力下放实现阿拉伯人参政议政,政府应将阿拉伯语定为帝国的官方语言之一,并允许阿拉伯议员用母语在议会上发表演说。他们提出“除非有极为特殊的情况”,士兵服役的地点应控制在应征者的原籍行省。大会还通过了一项“在权力下放的基础上,考虑奥斯曼亚美尼亚人诉求”的决议。这个决议势必会引起伊斯坦布尔的关注。与会代表商定,将会议决定分享给“高门”及与奥斯曼帝国交好的各国政府。6月23日晚,大会闭幕。

大会选择与青年土耳其党人之间的谈判时机实在不对。当时,奥斯曼当局已经签署了标志着第一次巴尔干战争结束的《伦敦和约》(5月30日),国家已失去了阿尔巴尼亚、马其顿和色雷斯三个行省,而且大维齐尔迈哈穆德·瑟弗科特帕夏在6月11日遇刺身亡。大会在巴黎闭幕时,联合派正在肃清政府当中的自由派反对人士,摩拳擦掌准备首次执政。巴黎的这次会议所带来的威胁之大使他们不敢掉以轻心。如果奥斯曼当局应对不力,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几乎将必然转而寻求欧洲列强的支持,而法国对叙利亚和黎巴嫩的意图早已尽人皆知。

青年土耳其党派遣秘书长米塔特·苏科鲁(Midhat Şükrü)前去与大会代表进行谈判,旨在达成一项改革议程,将损失降到最低。陶菲格·苏瓦伊迪对米塔特·苏科鲁此次前来的目的深表怀疑。他认为苏科鲁是“特地前来”与“墙头草”“结成友好关系,并把他们拉到奥斯曼政府那一边”。然而,奥斯曼当局的斡旋者仍成功与大会成员达成了一项倾向于解决阿拉伯代表大会决议的改革协定。这份《巴黎协定》承诺,提高阿拉伯人在各级政府的参与度,推广使用阿拉伯语,并同意士兵在“邻近国家”服役。[33]

“高门”邀请阿拉伯代表大会成员前往伊斯坦布尔,共庆《巴黎协定》的成功签署。三位接受邀请的代表在帝都受到了热烈欢迎。太子穆罕默德·雷沙德,大维齐尔赛义德·哈利姆帕夏,以及执政三巨头—恩维尔、塔拉特与杰马勒—亲切会见了他们。他们受到了盛情的款待,奥斯曼政府的最高层领导还传达了来自土耳其—阿拉伯兄弟会的亲切慰问。

但这些正式晚宴和溢美之词都无法掩饰奥斯曼政府无意贯彻这份改革协定的事实。正如陶菲格·苏瓦伊迪所说:“那些深谙奥斯曼帝国内部事务的人都认为,所有的一切不过是一种拖延的伎俩,是静待时机一举扫除阿拉伯代表大会组织者的手段。”1913年9月,代表们两手空空地回到了贝鲁特。在一阵疾风骤雨般的运动中产生的阿拉伯民族主义理想最终落空。苏瓦伊迪事后说,阿拉伯代表大会的组织者都被锁定。在大会后的3年间,数名成员因他们所倡导的民族主义而丧命。[34]

5年间,奥斯曼帝国历经了一次革命、三场抵御外国强权的大型战争,以及一系列的内部混乱,从高官遇刺到分裂主义者叛乱不一而足。这其中的每一个事件都有可能招来外国的进一步干涉。奥斯曼帝国在那段时间的损失之大,无以复加。帝国已经把其北非和巴尔干地区的所有土地,与生活其中的数百万子民一道拱手送给了欧洲列强。由此引发的国家紧急状态,迫使奥斯曼改革者为防止帝国分崩离析而放弃了原先的自由主义。1908年那场挑战苏丹专制的宪法运动演变成了一连串危机,最终于1913年形成了一个由三位理想主义联合派人士—恩维尔、塔拉特与杰马勒—共同领导的更为专制的政府。

解放埃迪尔内给奥斯曼帝国带来了一线新的希望,证明奥斯曼军拥有收复失地的能力。恩维尔对此十分欣喜:“如今我们拥有一支可以放心将国家利益托付的军队。尽管我们在这场令人窒息的战争中损失惨重,但军队已经比战争开始时要强一千倍了。”虽然丧失北非和巴尔干地区的领土令人痛心,但奥斯曼帝国现在的领土全在亚洲,而且连成一片,各部分联系紧密,国民也均为伊斯兰教徒,也许这样一个国家比起旧奥斯曼帝国,更经得起国内外的挑战。[35]

联合派也曾对未来充满希望,但摆在他们面前的却是来自奥斯曼边境内外的种种威胁。他们担心阿拉伯人会被自己的民族主义运动冲昏了头脑,并把亚美尼亚人的政治抱负看成是对奥斯曼帝国存亡的一种威胁。安纳托利亚东部地区的各个行省曾是亚美尼亚人改革的目标,而且他们有欧洲列强撑腰;但这里同时也是土耳其行省的心脏地带。亚美尼亚团体跨越俄土边境的联系更加剧了分离主义对奥斯曼帝国的冲击。

青年土耳其党人将俄国视作能对奥斯曼帝国的存亡造成影响的唯一也是最大的威胁。俄国对安纳托利亚东部地区、达达尼尔与博斯普鲁斯两海峡,甚至是奥斯曼帝国首都都虎视眈眈。它盼望奥斯曼帝国消亡已是尽人皆知。因此,奥斯曼当局不得不寻求友善的欧洲盟友联合遏制俄国的这种大国野心。直到时间进入致命的1914年,奥斯曼帝国梦寐以求的防御伙伴仍未出现,这最终把奥斯曼帝国拖入了一战。

* * *

[1] 烘焙师公会代表的话,引自Stanford J. Shaw和 Ezel Kural Shaw, 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and Modern Turke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2:187.

[2] 关于青年土耳其党,参见Feroz Ahmad, The Young Turks: The committee of Union and Progress in Turkish Politics, 1908–1914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9);M. SükrüHanioğlu,Preparation for a Revolution: The Young Turks, 1902–1908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Erik J. Zürcher的Turkey: A Modern History (London: I. B. Tauris, 1993)。

[3] 哈米德二世的话引自François Georgeon, Abdülhamid II: Le sultan calife (Paris: Fayard, 2003), 401.

[4] 报道引自Georgeon, Abdülhamid II, 404; Cemal与Talat的部分引自 Andrew Mango的Atatürk (London: John Murray, 1999), 80.

[5] 无名氏,Thawrat al-`Arab [阿拉伯起义] (Cairo: Matba`a al-Muqattam, 1916), 49.

[6] Muhammad Izzat Darwaza, Nash’at al-Haraka al-`Arabiyya al-Haditha [现代阿拉伯运动的形成], 2nd ed. (Sidon and Beirut: Manshurat al-Maktaba al-`Asriyya, 1971), 277.

[7] Darwaza, Nash’at al-Haraka, 286.

[8] Zürcher, Turkey, 98.

[9] 《柏林条约》第61条,in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in World Politics, ed. J. C. Hurewitz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5), 1:413–414. See also H. F. B. Lynch, Armenia: Travels and Studies, Vol. 2: The Turkish Provinces (London: Longmans, Green and Co., 1901), 408–411.

[10] Dikran Mesob Kaligian, Armenian Organization and Ideology Under Ottoman Rule, 1908–1914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Publishers, 2011), 1–2.

[11] Lynch, Armenia, 2:157–158.

[12] Georgeon, Abdülhamid II, 291–295.

[13] 杰马勒帕夏声称有1.7万名亚美尼亚人被害;见Djemal Pasha, Memories of a Turkish Statesman, 1913–1919 (London: Hutchinson, n.d.), 261.一位名叫Zohrab的亚美尼亚代表,曾为大屠杀官方调查团的一员,他给出的亚美尼亚死亡人数为2万名;见“Young Turk-Armenian Relations during the Second Constitutional Period, 1908–1914,” in From Empire to Republic: Essays on the Late Ottoman Empire and Modern Turkey, by Feroz Ahmad(Istanbul: Bilgi University Press, 2008), 2:186.另外,Kaligian在Armenian Organization中称,死于阿达纳大屠杀的亚美尼亚人介于1万到 2万人之间。

[14] Zabel Essayan的Dans les ruines: Les massacres d’Adana, avril 1909 [废墟之中:阿达纳大屠杀,1909年4月] (Paris: libella, 2011), 译自1911年出版的亚美尼亚语原著,引自40页。

[15] Kaligian, Armenian Organization, 45–47; Djemal Pasha, Memories of a Turkish Statesman, 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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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曼帝国的衰亡:一战中东,1914—1920(出书版)

奥斯曼帝国的衰亡:一战中东,1914—1920(出书版)

作者:尤金·罗根/译者:王阳阳 类型:古典言情 完结: 是

书名:奥斯曼帝国的衰亡:一战中东,1914—1920 作者:[英] 尤金·罗根 著王阳阳 译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7年01月 ISBN:9787549587667 所属分类:图书>政治/军事>政治>世界政治 编辑推荐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首次审读挖掘并解读了奥斯曼帝国的衰亡历程,以及对*次世界大战的深远影响,并对现在中东政治政权民族等问题的根源性探索。 ★作者写作一如既往地好读,并配有不少难得的历史地图和图片,图文并茂地再现了扣人心弦的历史画面。 内容简介 本书栩栩如生地重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中东,描写奥斯曼帝国在*次世界大战中扮演的角色。中东是地缘政治的关键,奥斯曼帝国得到德国金钱、武器和军事顾问的支持,向英法俄军队开战。土耳其人在加利波利、美索不达米亚和加沙,给协约国以决定性的打击,然而战局逆转。巴格达、耶路撒冷、大马士革相继陷落。战后胜利者瓜分奥斯曼帝国,种下了现代阿拉伯世界永无止境的冲突根源。 作者简介 ◎ 作者介绍 尤金·罗根(Eugene Rogan),英国历史学家,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中东现代史高级研究员,前中东中心主任。他的作品《奥斯曼帝国晚期的国家边界》获得了阿尔伯特•胡拉尼奖(Albert Hourani Prize),另有畅销作《阿拉伯人》。 ◎ 译者介绍 王阳阳, 2008年浙江大学英语系本科毕业;2013年天津外国语大学同声传译专业研究生毕业;2013—2015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教育理论与政策及比较国际教育专业硕士,全国二级口译。现为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在读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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