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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曼帝奥斯曼帝国恩维尔奥斯曼帝国的衰亡:一战中东,1914—1920(出书版) 小说全文阅读

时间:2018-09-27 14:23 /古典言情 / 编辑:云何
主角是奥斯曼帝,奥斯曼帝国,恩维尔的小说是《奥斯曼帝国的衰亡:一战中东,1914—1920(出书版)》,它的作者是尤金·罗根/译者:王阳阳写的一本现代古典言情风格的小说,内容主要讲述:经过数月的审议,法庭判处18名被告策划实施亚美尼亚

奥斯曼帝国的衰亡:一战中东,1914—1920(出书版)

推荐指数:10分

作品字数:约32.2万字

预计时间:约5天零2小时读完

《奥斯曼帝国的衰亡:一战中东,1914—1920(出书版)》在线阅读

《奥斯曼帝国的衰亡:一战中东,1914—1920(出书版)》试读

经过数月的审议,法庭判处18名被告策划实施亚美尼亚大屠杀的罪名成立。塔拉特、恩维尔、杰马勒,还有与他们一同流亡的巴拉丁·萨基尔和穆罕默德·纳齐姆等联合派重要领导人均被判处死刑。由于判定有罪的人中有15人缺席庭审,因此只有3名官职较低的被最终送上绞刑架。格里高利斯·巴拉基昂指控约兹加特副总督穆罕默德·凯末尔杀害4.2万名亚美尼亚人,后者于1919年4月10日被处以绞刑。埃尔津詹宪兵队指挥官哈菲兹·阿卜杜拉·阿福尼于1920年7月22日被处死。第三名,也是最后一个被处死的是贝赫拉姆扎德·努斯雷特(Behramzade Nusret),他是巴伊布尔地区领导人,1920年8月5日被绞死。[6]

到1920年8月,显然军事法庭不打算将亚美尼亚大屠杀的主犯绳之以法。同样明显的是,这些审判无法使奥斯曼帝国逃脱严苛的和约。虽然军事法庭一旦完成使命便被束之高阁,但庭审记录提供了极其全面的证据,证明土耳其当局组织并实施了亚美尼亚大屠杀。自1919年以来,这些用奥斯曼土耳其语出版的记录便进入了公众领域。在这样的证据面前,任何试图否认青年土耳其党政府曾经策划组织亚美尼亚大屠杀的人都会显得十分可笑。

由于不甘心青年土耳其党领导人就这样逃过追责,一组达什纳克的亚美尼亚民兵决定替天行道。自1921年3月至1922年7月,达什纳克人下令展开“复仇行动”,暗杀青年土耳其党的重要领导人。[7]

刺客首先瞄准了柏林,那里藏匿着许多青年土耳其党领导人。1921年3月15日,塔拉特帕夏被一位从埃尔津詹大屠杀中幸存的25岁青年击毙。索格门·特赫里瑞安(Soghomon Tehlirian),这位年轻的刺客随后被捕,并被送上德国法庭,但最终法院宣判无罪释放,理由是他在亚美尼亚大屠杀中遭受精神创伤和个人损失,应减轻他对刺杀行为的责任。另一名来自伊斯坦布尔的21岁刺客是阿尔沙维尔·什拉吉安(Arshavir Shiragian),他于1921年12月5日在罗马刺杀大维齐尔赛义德·哈利姆帕夏得手,后又参与刺杀巴拉丁·萨基尔博士和特拉布宗行省总督杰马勒·阿兹米的行动,两人于1922年4月17日遇袭身亡。

三巨头中的另两位—杰马勒和恩维尔分别在高加索和中亚地区死亡。亚美尼亚刺客追踪杰马勒帕夏—这位战时叙利亚总督至格鲁吉亚的第比利斯,1922年7月25日在当地将其杀害。刺杀自己的不是阿拉伯人而是亚美尼亚人,为此他本该感到震惊。在叙利亚,杰马勒由于杀害阿拉伯民族主义者而遭人唾弃,但他在叙利亚各个行省安顿了约6万亚美尼亚人—光1916年1月。尽管如此,他让幸存的亚美尼亚人为求活命改信伊斯兰教的做法,也等于是对亚美尼亚人另种方式的灭绝,这让他的人道行为劳而无功。昔日的执政三巨头中,只有恩维尔一人逃过了刺杀。这位青年土耳其党领导人的一生,是在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边界的杜尚别附近完结。1922年8月,他在一场领导穆斯林民兵对抗布尔什维克的战斗中身亡。[8]

截至1926年,当年被伊斯坦布尔军事法庭判处死刑的18人中已有10人死亡。对屠杀负次要责任的其余8人,虽然逃过一死,但法庭判处的罪名使他们余生都活在报复的阴影下。

如何让协约国在巴黎和会上放宽对他们的制裁,新上任的奥斯曼政府实在无计可施。从战争一开始,英、法、俄三国就已经对未来如何分治奥斯曼帝国领土进行了谈判。虽然俄国在布尔什维克革命后撤销了领土主张,但后来的垂涎者随即补上。意大利和希腊都是较晚才开始与奥斯曼帝国为敌(意大利于1915年8月对土耳其宣战,希腊在1917年6月才加入战斗),但它们在瓜分奥斯曼帝国领土一事上表现出来的热情,却一点也不比当年的沙皇政府逊色。1919年4月,意大利部队在地中海的安塔利亚港登陆;同年5月15日,希腊占领伊兹密尔。

1919年6月,当奥斯曼帝国的代表面对巴黎和会最高委员会时,他们不该期待在听证会上会有人同情自己。他们根据“威尔逊原则”—即伍德罗·威尔逊十四点原则的第十二条,规定将“保障奥斯曼帝国现有土耳其部分的主权”—提出自己对战后奥斯曼帝国的设想。简而言之,他们是想维持奥斯曼帝国在1914年10月时的所有领土,但分为土耳其直接管辖区(即安纳托利亚和色雷斯地区)和隶属奥斯曼帝国的高度自治区(适用于阿拉伯各行省与有争议的爱琴海岛屿)。“没有一个土耳其人在那一刻不感受到沉重,”奥斯曼帝国代表团在备忘录中这样总结道,“不过,我们已明确表明了奥斯曼帝国民众的立场:我们不会接受帝国被瓜分或把帝国交由不同国家托管的结果。”[9]

1919年6月28日,即奥斯曼帝国代表团提交备忘录五天后,协约国和德国签订了《凡尔赛条约》。该条约开辟了协约国强加苛刻条款于战败同盟国的先河。根据条约规定,德国必须为发起战争负责,并承担战争导致的损失。除军队将被解除武装外,德国还面临着超过2.5万平方英里的领土损失。另外,德国还需支付314亿美元(约合66亿英镑)的天价战争赔偿款,数额之高实属空前。[10]

协约国与其他战败国签署的条款与《凡尔赛条约》一样严苛。1919年9月10日与奥地利在圣日耳曼昂莱签订的和约使奥匈帝国就此解体。条约中,奥地利被迫为发动战争承担责任,支付高额赔款,其领土被分给了一系列的新生民族国家,其中包括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以及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伐尼亚王国(后更名为南斯拉夫王国)。

1919年11月,协约国与保加利亚在塞纳河畔签订了《讷伊条约》,该条约在保加利亚的国史中被标为“第二场民族灾难”(第一场是保加利亚在1913年第一次巴尔干战争中战败)。条约迫使保加利亚割让色雷斯西部地区(最终给了希腊)及西部边境地区,并赔偿1000万英镑。

1920年6月4日,匈牙利与协约国签订《特里亚农条约》,其领土被缩小至昔日奥匈帝国战前领土的28%,它不但成了一个内陆国家,还被迫支付高额的战争赔款。

由此看来,奥斯曼帝国也没有任何理由奢望协约国能对自己网开一面了。事实上,德国签订的《凡尔赛条约》中包含了《国际联盟盟约》,其中规定国际法律的裁决交由托管体系处理,而这个体系就是特意为分治奥斯曼帝国设立的。《盟约》第22条写道:“先前属于土耳其帝国的某些区域现已条件成熟,可暂时承认其独立,由一托管国向其提供行政咨询,并协助进行管治,直至该地区有能力实现完全独立。”[11]

土耳其代表团回到伊斯坦布尔后,战胜的协约国就最终如何瓜分奥斯曼帝国领土展开最后一轮谈判。1920年4月,英、法、意三国总理在意大利的度假胜地圣雷莫会面,试图解决“侯赛因—麦克马洪通信”、《赛克斯—皮克特协定》及《贝尔福宣言》之间存在的矛盾,日本作为中立观察员参与讨论的全过程。经过六天的讨论,三国一致同意由英国掌管巴勒斯坦(包括外约旦地区)和美索不达米亚,法国掌握叙利亚地区(包括黎巴嫩),意大利政府则暂不表态,直到其在安纳托利亚的利益得到满足。

协约国在分治阿拉伯土地的问题上达成一致后,便立即开始拟定与奥斯曼帝国和约的最终条款。1920年5月,协约国向“高门”提交第一份和约草案,它对土耳其人来说简直糟糕至极。这份草案不但将阿拉伯各行省全部托管给欧洲国家,还企图分治安纳托利亚地区,在曾经低他们一等的民族和对他们不怀好意的邻居之间分配土耳其人的聚居地。

根据和约草案,安纳托利亚东部将被一分为二,分别由亚美尼亚人和库尔德人支配。东北方的各个行省,包括特拉布宗、埃尔祖鲁姆、比特利斯和凡城将被划给亚美尼亚人。这四个行省享有完全的自由,并经美国仲裁脱离奥斯曼帝国,加入在高加索新建立的亚美尼亚共和国(其首都为埃里温)。库尔德人区则相对较小,以迪亚尔巴吉尔为中心,与亚美尼亚人区的南部边界毗邻。和约规定库尔德人也享有完全的自由,脱离奥斯曼帝国,独立建国。

在安纳托利亚西部,港城士麦那(今伊兹密尔)及其内陆腹地被交由希腊管理。希腊政府被要求协助当地希腊人选出议会,方便将来通过立法让士麦那与希腊王国统一。土属色雷斯大部分也同样割让给了希腊,包括埃迪尔内(奥斯曼帝国在第一次巴尔干战争中失去该地,后在第二次巴尔干战争中将其收复)。奥斯曼帝国甚至还将失去连接黑海和地中海的各条战略航道的控制权。博斯普鲁斯海峡、达达尼尔海峡和马尔马拉海将被收归国际委员会所有,土耳其只有在加入国际联盟后才能加入该委员会。[12]

对安纳托利亚的分治并未就此结束。英、法、意三国之间还另外达成协议,要将安纳托利亚的地中海地区分给法国和意大利。奇里乞亚沿海地区至内陆的锡瓦斯被割给法国,意大利则要求获得安纳托利亚西南部地区,包括安塔利亚港和内陆城市科尼亚。如此一来,土耳其的地中海沿岸名义上虽然仍属奥斯曼帝国,但实则被法国和意大利殖民。[13]

这份和约草案留给土耳其人的土地微乎其微,奥斯曼帝国将仅剩安纳托利亚中部一些没有人感兴趣的地区:布尔萨、安卡拉,濒临黑海的萨姆松,还有首都伊斯坦布尔。就连伊斯坦布尔都是有条件授予土耳其人:如若奥斯曼政府不能信守条约,协约国便威胁要将君士坦丁堡从战后土耳其的版图中移除。

这些条款在奥斯曼帝国引发了大规模抗议。外国军队驻留土耳其领土已经激起土耳其人的强烈憎恨。1919年5月,加里波利的英雄,全国最受尊敬的军事领袖穆斯塔法·凯末尔帕夏被派往萨姆松,以确保按照停战条款遣散奥斯曼军。在意大利和希腊分别于1919年4月和5月占领奇里乞亚和伊兹密尔后,穆斯塔法·凯末尔决定违抗遣散军队的命令,转而组织抵抗力量,抗击外国部队入侵安纳托利亚。他在安纳托利亚中部城镇安卡拉设立基地,并发起土耳其民族运动。该运动代表土耳其人民的政治意愿,其影响力开始逐渐与伊斯坦布尔的奥斯曼政府不相上下。

1919年7月至9月期间,土耳其民族运动分别在埃尔祖鲁姆和锡瓦斯召开会议,制定了《民族公约》,并确立了该运动的宗旨。《民族公约》寻求通过明确各项原则建立“一个安定的奥斯曼苏丹国”,达到“公正和持久的和平”。《民族公约》的框架制定者可以接受失去阿拉伯各行省,也愿意为确保海峡自由通行而进行谈判。但他们拒绝割让“居住着占人口多数的奥斯曼(即土耳其)穆斯林”的领土,声称这些领土上的居民“宗教、种族和目标都一致,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将其割裂”。伊斯坦布尔的奥斯曼帝国议会在最后一次会议时,决定与安卡拉的土耳其民族运动站在一起,并于1920年1月以压倒性的多数票通过了《民族公约》。[14]

然而,无论民族主义者的政策在议会多么受欢迎,“高门”始终都将安纳托利亚中部的土耳其民族运动视为对自身权威的挑战。自1920年5月协约国出台和约条款,在奥斯曼帝国引发国家危机以来,奥斯曼政府一直相信除屈从战胜国要求外别无选择。“高门”希望通过在短期内接受战胜国苛刻的条约,以换取长期较为有利的条件。而另一边的土耳其民族运动者则认为,奥斯曼帝国一旦签署和约,失去的领土和主权便再也无法收复。穆斯塔法·凯末尔及其支持者呼吁对协约国苛刻的条件说不,并抵制任何分治安纳托利亚的行为。

“高门”认为,在奥斯曼帝国的军事和经济都一蹶不振的情况下,穆斯塔法·凯末尔和土耳其民族运动倡导对抗,将会招致灭顶之灾。根据和约条款,负隅顽抗可能连首都伊斯坦布尔都不保。于是,奥斯曼政府将穆斯塔法·凯末尔与其他几位民族主义领导人以叛国罪告上法庭,并于1920年5月在审判亚美尼亚大屠杀的同一个军事法庭上,缺席判处这位“加里波利英雄”死刑。

历史将证明当时的大维齐尔及其内阁的判断是错误的:只有拒绝和约才能保全土耳其的主权,穆斯塔法·凯末尔也没有叛国。《民族公约》甚至没有用“土耳其”这样的字眼,而是用“奥斯曼”来描述国家。当奥斯曼政府使土耳其民族接受那份残酷的和约,并同意外国势力分治安纳托利亚时,凯末尔及其支持者终于忍无可忍。1920年8月10日,“高门”签订《色佛尔条约》,由此导致土耳其民族运动与其决裂。从那天起,凯末尔派便一直致力于撤销和约,并努力将签署和约的奥斯曼政府拉下台。

经过激烈的战斗,截至1922年,凯末尔派已在高加索、奇里乞亚和安纳托利亚西部三条战线上分别战胜了亚美尼亚人、法国和希腊,至此他们击败了在土耳其境内的所有外国部队。1922年10月11日,与希腊签订停战协议后,土耳其大国民议会于11月1日投票废除奥斯曼苏丹制。奥斯曼帝国的最后一位苏丹—穆罕默德六世仅在位四年(他于1918年7月,即一战结束前四个月,接替他同父异母的兄弟穆罕默德五世成为苏丹)便遭流放,于同年11月17日被送上一艘开往马耳他的英国战舰。

1923年7月在瑞士洛桑,民族主义者领导的土耳其政府与战胜国重新签订条约。新条约承认土耳其独立,并大致保留其现有领土。得到国际认可后,土耳其共和国于1923年10月29日宣布建国,穆斯塔法·凯末尔任国家第一任总统。后来,土耳其议会授予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字面意思即“土耳其之父”)的称号,以表彰他在建立土耳其共和国中发挥的决定性作用。

如果当时的苏丹政府能够利用“阿塔图尔克”的运动抵制《色佛尔条约》的话,现在立于土耳其共和国版图之上的也许还是奥斯曼帝国。无论奥斯曼帝国在一战中遭受了多大的失败,接受苛刻的和约才是最终导致它灭亡的根本原因。

1918年10月战争结束后,双方士兵都归心似箭。第一批从中东战场打道回府的是战败方同盟国的士兵。根据停战协议,利曼·冯·桑德斯负责监督德国士兵撤出奥斯曼帝国境内。一开始,已抵达伊斯坦布尔的德国与奥地利部队被船运至敖德萨,再取道乌克兰回德国。但接下来,美索不达米亚第六军的1200名德国和奥地利士兵花了数周才抵达伊斯坦布尔,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德奥士兵亦是如此。据利曼估计,到1918年12月下旬要运送约1万名士兵。他弄来5艘汽船,以便直接将士兵从伊斯坦布尔载回德国。1919年1月底,利曼与120名军官及1800名士兵一起登船,踏上了漫长的归途,返回他们被战争摧残的家园。德国与奥斯曼帝国的联盟也就此终止。[15]

当时仍有大批奥斯曼军滞留在被协约国占领的土地上。法赫里帕夏—奥斯曼军驻麦地那部队总指挥—成了最后一位投降的土耳其将领。虽然在战争接近尾声的那几个月里一直遭到围困,但他们还是靠限额供应补给挺过了那段日子,并遏止了任何投降的苗头。停战后,英国驻埃及高级特派员雷吉纳尔德·温盖特写信规劝法赫里投降,但遭到这位固执的土耳其将军斩钉截铁地拒绝。法赫里回复称:“我是一名奥斯曼帝国人,是穆罕默德的后裔,是巴里贝伊的儿子,是一名军人。”法赫里对奥斯曼苏丹忠心耿耿,对麦地那的先知清真寺充满敬意,因此他绝无向英国人屈服的意愿。[16]

停战已有十周,但奥斯曼军驻麦地那部队仍在坚持。阿拉伯部队威胁要硬闯该城,法赫利帕夏便把自己关在藏有大批弹药的先知清真寺里,扬言称宁可将神龛炸为灰烬,也决不投降。然而,他手下的士兵因补给匮乏已经意志消沉数周,听闻战争结束,这些士兵更是将他们的长官抛诸脑后,向阿拉伯部队投诚。最后,刚烈激昂的法里赫于1919年1月10日被说服,将圣城麦地那交给哈希姆的部队。据埃米尔阿卜杜拉回忆称,法里赫从麦地那出来后“既压抑又愤懑”,“像困兽一样四处游走,却找不到出路”。他在延布港受到应有的尊敬,随后登上一艘驶往埃及的英军驱逐舰,从此沦为战俘。接下来数周,奥斯曼军在埃米尔阿卜杜拉的监督下撤离,其中的阿拉伯士兵被编入哈希姆麾下,土耳其士兵则被送往埃及战俘营,直到他们被遣返土耳其。

有些北非士兵在德国战俘营时被招进奥斯曼军。如今,法国殖民当局决心让这些人为他们在战争中向敌方投诚的行为付出代价。自1917年斯坦利·莫德少将占领巴格达以来,已有数千名奥斯曼军中的北非士兵被收押在英军战俘营。随后,他们自然会被送回法国。法国政府在法国南部设立多个营地,专门接收从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来的“本土部队”。这些被怀疑对法国不忠的士兵被禁止回北非或与法国穆斯林交友。在所有参加一战的士兵中,很少人像这些北非战俘一样,几条战线上的大大小小战役都参与过,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17]

停战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协约国部队作为占领军仍持续活动。奥斯曼帝国的各个阿拉伯行省被置于“协约国所持敌方领土治理委员会”(Allied Occupied Enemy Territory Administration)的管控之下。当地民众与外来占领者之间不可避免地气氛紧张,经历枪林弹雨的英军及其自治领部队也迫切地想要返回祖国。

一名新西兰中士在巴勒斯坦被当地村民杀害,此事导致新西兰士兵于1918年12月中旬展开报复。关于新西兰士兵的具体人数说法不一,约有60至200名士兵将疑似藏匿杀害中士凶手的萨拉芬村重重包围。他们把妇孺老人都赶出村子,随后便开始攻击村里的男性。根据新西兰的消息,这些一心复仇的士兵杀死或弄伤了30余人后,放火烧了村庄和附近的一处营地。[18]

艾德蒙·艾伦比将军就屠杀一事展开正式调查。借宿在萨拉芬周边地区的澳新士兵们全都串通一气,默不做声,不给调查提供任何证据。士兵们的抗命让艾伦比勃然大怒,但为避免集体惩罚可能导致的更大动乱,这位英国将军决定命令澳新士兵返回埃及边境上的拉法赫。这是他们计划遣返澳新士兵的第一步。

在拉法赫,军队开始屠宰澳新骑兵的坐骑。大部分马匹被宰了,剩下的一部分留给占领军使用,还有一小部分好马被牵出来贩卖。对此,士兵们得到的解释多种多样—有的说船只有限,不能将兵员和坐骑一并运回;有的说马匹状况不佳,捱不过漫长的归途;还有的称动物可能携带感染病菌,恐会传染给澳新士兵。但骑兵们难以接受这个突如其来的坏消息。奥克兰枪骑兵团的C. G. 尼科尔中士回忆称:“骑手不得不与自己的马儿分开,场面令人心中酸楚。”经过数年的战斗,骑兵与战马之间形成的牵绊比他们对同伴的感情还要强烈。[19]

虽然骑兵严禁杀马,但仍有许多骑手宁可亲手终结自己坐骑的生命,也不愿留它们在牲畜市场遭贩卖或被屠宰。澳大利亚士兵兼记者奥利弗·霍格,曾参加过加里波利和巴勒斯坦两大战役。他用“蓝桉骑兵”(Trooper Bluegum)的假名写了一首名为《驻留之马》的诗,其中描绘骑兵对自己的“威尔士马”(澳大利亚最常见的军用驯马的简称,来自新南威尔士)的那份感情:我想我无法接受我那高贵的老马

在旧开罗步履蹒跚,背上驮着个短工伙计。

也许某个英国游客会在巴勒斯坦发现

我那心碎的威尔士马,身后拖着沉重的木犁。

不,我想我宁可杀死它,然后这样骗自己:

“它跌进了毛鼻袋熊的洞穴,躺在里面死去。”

也许我会被军事法庭传讯;但我将遭天谴,如果我愿意就这样回到澳大利亚,却把我的马留在这里。[20]

部队原定在1919年3月中旬离开埃及返家。但在他们登船之前,埃及爆发一场全国性起义,令澳新士兵又多滞留了一段时间。[21]

一战过后,埃及和阿拉伯地区翘首期盼进入独立的新时代。伍德罗·威尔逊的十四点原则中,第十二点向阿拉伯及其他奥斯曼帝国子民保证,他们“将会有绝对的安全,并有机会实现不受干扰的自治发展”。政治积极分子在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展开关于不同政治愿景的探讨,他们再也不用像几十年来那样担心受到奥斯曼帝国的政治压迫。在埃及,政治精英很清楚自己想要什么。被英国占领36年后,他们希望埃及能够实现完全独立。[22]

一群著名的埃及政治家找到开罗的英国当局,要求批准他们在巴黎和会上提出的独立主张。1918年11月13日,即与德国停战两天后,英国高级特派员雷吉纳尔德·温盖特爵士接见了由资深政治家萨德·扎格卢勒率领的代表团。他仔细倾听代表们的意见,却明确拒绝他们出席和会的要求。巴黎和会上讨论的是战败国的命运,与埃及并无关系。然而,扎格卢勒及其同僚还是坚持自己的要求,1919年3月8日他们被捕并被遣送至马耳他。第二天,埃及便爆发了示威行动,并迅速蔓延至全国,各阶级的埃及人民都一致要求独立。

在埃及的城乡,凡是可见的英军据点都遭到人们的攻击。铁路和电报线路被毁,政府办公室被烧,政府中心聚集了大批抗议者。英军派遣士兵重整当地秩序,但这些士兵无法有效控制群众,死伤率也开始上升。埃及人指控英军士兵犯下了滔天罪行—用明火威胁示威者,烧毁村庄,甚至还奸淫妇女。截至3月底,已有800名埃及平民在冲突中丧生,另有1600人受伤。[23]

为了恢复治安,英国只好让扎格卢勒回到埃及,并允许他于1919年4月率领代表团前去巴黎。在埃及代表团到达巴黎之前,英国首相大卫·劳合·乔治已经说服法国和美国,称埃及是“英国内政,不是国际问题”。埃及代表团抵达巴黎当天,威尔逊总统便承认英国是埃及的保护国。埃及代表团从未能在和会上得到正式的听证资格。战争也许是结束了,但英国对埃及的统治却并未终结。

大马士革的埃米尔费塞尔在巴黎也同样得不到信任。他相信自己率领阿拉伯起义与协约国一道抗击奥斯曼帝国后,就能得到协约国的支持。然而,他的诉求与法国对叙利亚的野心产生了冲突。

1919年1月,费塞尔将阿拉伯独立的主张正式提交给巴黎和会的最高会议。考虑到亨利·麦克马洪爵士在与谢里夫侯赛因的通信中,曾许诺给予阿拉伯人大片领土,费塞尔在和会上提出的要求已算非常节制。他希望在大叙利亚地区(相当于现在的叙利亚、黎巴嫩、约旦、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当局)与汉志即刻建立完全独立的阿拉伯王国,由他的父亲侯赛因出任国王。他可以接受外国势力对巴勒斯坦一事进行斡旋,以解决阿拉伯和犹太复国主义者之间的矛盾。他认可英军对美索不达米亚的主张,但同时也表明自己相信这些领土最终会并入独立的阿拉伯王国,而他希望与会人士能批准阿拉伯人建立这样一个国家。

虽然哈希姆家族认为自己要求的比英国盟友曾经答应的要少,但费塞尔在和会上的主张还是超出了英国的能力范围。劳合·乔治需要法国点头,才能确保英国对美索不达米亚和巴勒斯坦的控制权。况且战争一开始,法国便摆明想要叙利亚。由于无法调和法国和阿拉伯人的领土主张,英国便选择支持它的重要盟友—法国,费塞尔只能自求多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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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曼帝国的衰亡:一战中东,1914—1920(出书版)

奥斯曼帝国的衰亡:一战中东,1914—1920(出书版)

作者:尤金·罗根/译者:王阳阳 类型:古典言情 完结: 是

书名:奥斯曼帝国的衰亡:一战中东,1914—1920 作者:[英] 尤金·罗根 著王阳阳 译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7年01月 ISBN:9787549587667 所属分类:图书>政治/军事>政治>世界政治 编辑推荐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首次审读挖掘并解读了奥斯曼帝国的衰亡历程,以及对*次世界大战的深远影响,并对现在中东政治政权民族等问题的根源性探索。 ★作者写作一如既往地好读,并配有不少难得的历史地图和图片,图文并茂地再现了扣人心弦的历史画面。 内容简介 本书栩栩如生地重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中东,描写奥斯曼帝国在*次世界大战中扮演的角色。中东是地缘政治的关键,奥斯曼帝国得到德国金钱、武器和军事顾问的支持,向英法俄军队开战。土耳其人在加利波利、美索不达米亚和加沙,给协约国以决定性的打击,然而战局逆转。巴格达、耶路撒冷、大马士革相继陷落。战后胜利者瓜分奥斯曼帝国,种下了现代阿拉伯世界永无止境的冲突根源。 作者简介 ◎ 作者介绍 尤金·罗根(Eugene Rogan),英国历史学家,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中东现代史高级研究员,前中东中心主任。他的作品《奥斯曼帝国晚期的国家边界》获得了阿尔伯特•胡拉尼奖(Albert Hourani Prize),另有畅销作《阿拉伯人》。 ◎ 译者介绍 王阳阳, 2008年浙江大学英语系本科毕业;2013年天津外国语大学同声传译专业研究生毕业;2013—2015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教育理论与政策及比较国际教育专业硕士,全国二级口译。现为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在读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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